智力一詞很難界定。某些人以它來表示「聰明」,有些人則是指「容易適應」(adaptable)。雖然如此,大多數人對它採取一種普通常識式的看法。人們會問類似這樣的問題:「動物有多聰明?」、「牠們能跟人一樣地思考嗎?」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難題的答案會和「動物福利」(animal welfare)的議題產生直接關連。基本上,越聰明的動物,我們就越會去考慮牠的福利。如同一個人,可以隨手拍死蚊子,卻不太敢去殺害一隻狗(dog),即使當狗正猛咬著他的腳踝。如此普遍的一種「物種主義」(speciesism)或有許多原因和理由;但是,卻與人們如何認知狗和蚊子的相對智力毫不相干。

某些科學家,比如唐納德葛立汾(Donald Griffin),對於像智力、意識或思想等字眼的缺乏精確定義,並不感到苦惱。比方說,這些科學家認為我們有足夠的直覺,能在動物身上找到一些這類的心靈跡象。葛立汾的研究策略是去尋找那些看起來似乎很「聰明」的行為例子,管牠是狗、貓(cats)、蜘蛛或黃蜂;以這些行為,做為「動物會思考」的證據。葛立汾似乎全盤接受了喬治羅曼尼斯(George Romanes)--十九世紀一個研究動物智力的學生--的看法,他把可觀察的行為視為「心靈的大使」。當這個看法無限上綱時,甚至認為不管什麼物種,所有行為都反映了一種有意識的思考過程。但,不是所有科學家都能同意葛立汾的看法(見〈行為主義〉)。

大體上,對動物智力的科學研究,已經被動物認知的研究所取代。動物認知是討論有關動物如何使用時間、數字、空間、邏輯和記憶的問題。通常是創造一種實驗性的情境,然後,動物必須學習使用時間、數字、空間、邏輯來解決問題,或藉以獲得食物。

過去十五年來,科學家研究過動物如何做「計算」(count)。雖然我們無法肯定地說動物跟人類做同樣意義的「計算」,但是,我們確實知道動物在某種實驗情境下,對數字性的特質相當敏感。比如說,大鼠(rats)和雪貂(ferrets)被訓練在一堆食物中,只吃N片的食物(三、四或五),其它的就放著不吃。任何飼養管理過在饑餓狀態中的老鼠或雪貂的人都會明白,要牠們只因為超過了「規定數字」的限制,就對一堆食物視而不見,是多麼困難的一件事。

在另一個實驗中,老鼠被放在一個有六個活動式隧道的大型密閉空間裡,每一隻老鼠都被訓練成必須依照所編訂的序列,只從其中一個隧道取食(比如說,第三、第四或第五隧道);結果,所有老鼠都學會了進入正確的隧道。其中有些老鼠,在十二或十八個月後重新測試,仍然維持正確。而且,那些被要求進入第五個隧道的老鼠,最後都學會先走到第六個隧道後再倒退一格。很顯然,從六「倒著算」到五,是比從一「往上算」到五容易許多。看來,很可能動物不是跟人使用同樣的認知策略,但是,牠們以自己的方式「計算」,經常還是成功了。

有相當多的證據顯示,大部份動物都有涉及時間、空間、數字和邏輯的認知能力。但是,這些實驗結果,儘管本身有相當的說服力,卻無法告訴我們,動物會跟人一樣地「思考」和解決問題。然而,必須強調的是,「思考」,在人類的複雜行為(high-order human behavior)中所扮演的角色之科學證據,也是一樣缺乏。

人類對自己所能做的,總是給予很高的評價,然後據此在其它物種中尋找這些能力的初級形式;其實,我們無非是以人類自己的能力來定義「智力」。當一隻老鼠或一隻狗能做我們所做的,我們就說牠很聰明。毫無疑問,這種自大,在我們的評估工作中,並不該佔一席之地。或許也有其它形式的智力,是跟人類能力的表現形式不甚相關的。

By John P. Gluck,陳真譯
文章摘自「動物權與動物福利小百科」一書
中文版策劃: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
出版:桂冠圖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