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四再評估，需要討論的文化

核四再評估委員會上週五晚上召開第三次會議，正式開始討論相關議題。如果這樣的政策再評估模式──由內閣閣員擔任主席，正反意見雙方共聚一堂，由產業界、行政部門、立法部門、學者專家、民間異議團體代表擔任委員，明列議程，公開討論──能夠建立的話，我們的社會是否不致那麼泛政治化？我們的政治是否不致於那麼本位主義？而台灣的民主是否更能深化與生活化？

美中不足的是，在反核人士要求資訊公開化之後，上次會議已確定了全程錄影、同步轉播、資訊上網，個別議題另邀專家學者列席提供意見等原則與作法。當天在經濟部的大禮堂也設有一台電視可以讓無法進入會場的團體或民眾全程收看，但可惜此一悠關上千億預算，影響當代及後代環境與社會至鉅的政策辯論，卻沒有電子媒體進行現場全程轉播。

也正因為再評估委員會的角色與功能如此重要，在進行過三次會議後，有必要用較為嚴格的眼光來檢視其是否已建立有益於公民社會或學習型社會的討論文化。簡單來說，我所謂的「討論的文化」，可從三個角度來觀察：權力、權威與威權。

平心而論，一個國家的經濟部長（加上次長），能夠親自主持、聆聽長達四個小時；正反意見差異如此之大的政策辯論，還能不慍不火，真是一件難能可貴的事。良好的討論須要良好的規範，而主席的權力就在於維持良好的討論規範，掌握發言時間、順序、議程與突發狀況的控制等等。就此而言，當天部長的表現是可圈可點的。

其次，上次會議已訂出十大議題，而第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則為「國內外（包括核電）發展情勢」。不過議題與議題之間的相關性是不可截然切割的，論及核電的發展情勢時，原屬於不同議題的知識或觀點，也就紛紛加入。由於再評估委員都是一時之選，他們的學識或工作背景也等於在為其意見之權威性做背書。問題是，既然都是各方「權威」，意見亦不相同，在決定要聽取那一方面的意見，或要進行下一步的討論前，主席有必要將不同權威之間的問題意識或論述加以釐清。

例如，在經濟部能源會的報告中，談到「我國電力供應面臨問題」，主要是指出：一、若核四無法續建，備用容量率將下降。二、核四是否續建，影響北部電力供需平衡等。而針對備用容量率，反核學者指出其與經濟成長無必然關係，環保署長林俊義則說那「不是聖經，沒有科學根據」，但經建會副主委李高朝卻反駁說，經濟成長率高低與是否限電有關，而另一位擁核學者則認為不應該拿日本的數據來比較，因為計算方式不同。

如果這些不同的看法都是「權威」的，那麼是否就只證明一點，亦即沒有絕對「權威」可言，所謂「專業」的知識仍得於時空變遷中不斷的被質疑、反省與探索。

最後必需檢視的則是「威權」──即它是否「附身」於主席或國家機器的權力，或知識與資訊的權威之上，默默展現它的「威力」。

也就是說，當同一事實被不同知識觀點、不同資訊數據予以詮釋的時候，我們可能會發現真相往往不只一個。不同的權威背後其實還代表著不同的價值觀或世界觀。而一個真正良好的討論，至少要能做到釐清彼此的價值觀或世界觀，才能進一步的談到彼此是否有共識，甚或應不應該有共識。

「核四再評估」的討論中，權力固然已下放，而且儘量公平，觀點也可以呈現多元；但如果政策的決定者，只是讓權威各自表述，讓每一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力；卻沒有要求或做到不同觀點背後的問題意識與價值觀的澄清，並不表示他已真正做到尊重「多元」，威權的陰影恐難消除；政策辯論的形式有了，但「真相」大白的期望卻可能落空。

要避免最後淪為參與者有權力各自表述，尊重「權威」，但最後決定權卻不在手裏的窘境，除了媒體的參與，讓更多民眾有機會參與政策辯論之外，主席可能不要忘了在觀點的岐異之間，穿針引線，先將不同事實「真相」背後的價值觀釐清。否則很可能表面上做到權力的分配，事實上卻只是附合另一個更大權力者的威權而已。

作者：釋悟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