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11-13 動物保護

動物保護與社會資源

這個題目看似簡單,其實很複雜。複雜,至少有以下幾個層面。首先,所謂「動物」的範圍到底有多大?其次是,保護的範疇或是內涵有哪些?最後則是社會資源應該包括哪些內容?

和環保或是人權比起來,在台灣社會談到動物保護,似乎總是讓人理直氣壯不來--若不是被當作純屬 ” 婦人之仁 ” 之事,大抵也被認為無關宏旨、聊備一格。一旦認真起來,質疑或是挑戰就會紛至沓來,譬如:
 ◎人是不是動物,如果人也是動物,保護動物就應該先保護人啊!
 ◎蟑螂、螞蟻、虎頭蜂或是毒蛇也是動物,如果要保護牠們,人怎麼辦?
 ◎保護動物是不是就必須吃素?植物也是生命,是不是連植物也不能吃了? …… 等等。

人是動物似乎無可爭辯。但問題不在於「保護動物是否應該先保護人」,而在於「保護人類動物是否一定要犧牲非人類動物」,而且即使犧牲非人類動物是「保護人類」的必要之惡,犧牲的程度或是方式是否可以不同!

哲學家 Mary Midgley 指出,將我們的時間、金錢與能量優先分配給接近我們的人事物,是可以理解、而且合理的思考或是行為。比方說,你選擇買一盒冰淇淋給可愛的小孩,而不是將錢捐給關心兒童飢荒的民間團體或機構。但這並不意味你應該將所有的資源完全投注給自己的小孩, 而對任何公益捐款「一毛不拔」。當然,要求你完全公平分配,也不見得合乎情理──關鍵在於,目的不同,重要性就有差異。 因此,把「跟我多麼親近」當作選擇關懷對象的唯一標準--也就是將「我」放在同心圓的核心,依序則是我的家庭、我的親友、我的同事、我的族群、我所屬的社會階層、國家、物種,而生物圈則放在最外圍--這種同心圓形式的「自我中心」觀是行不通 的 。

如果「跟我親近」的距離遠近不應該是唯一考量,還有哪些值得我們考慮? Midgley 建議以「花瓣」模型代替「同心圓」,每一個花瓣分別代表:親情、友誼、讚美與欣賞、感謝、節儉、責任、正義以及任何特殊需要。如此一來,「我」不再是「中心」,社會不再充斥一個個「以我為中心的同心圓」相互衝撞的衝突,取而代之的,是每一個「我」所關懷的各個花瓣相互對話、調整、取得最佳平衡。

不用同心圓,而是用「花瓣」模型來探討動物保護議題,焦點就不會落在「人與動物」的衝突,而是人與人之間在不同對象上實踐「親情、友誼、責任與正義 … 」等價值觀的花瓣中對話與調整。

用農場動物 -- 雞鴨牛羊等,與人之間的「保護」問題為例。

農民、畜牧產業的從業人員,消費者,環境保護、動物權益或福利的提倡者之間,如果採取花瓣型--而不是同心圓型--的思維模式來面對,以下這些衝突:
1. 人類個體利益(畜牧產業從業人員、肉食欲求)與人類集體利益的衝突(社會成本、健康風險、世界飢荒、小農生存)
2. 人類個體利益(畜牧產業從業人員、肉食欲求)與環境集體利益的衝突(溫室效應、畜牧污染、生態環境)
3. 動物個體利益(放山雞、河邊養鴨)與環境集體利益(水土保持、河川污染、生態環境)的衝突
4. 人類個體利益(畜牧產業從業人員、肉食欲求)與動物個體利益(權益與福利)的衝突

或許就比較能夠跳脫「自我中心」本位,而從人類集體利益與環境集體利益的角度,尋求以上四個衝突的平衡點,譬如:提昇農場動物福利--從集約飼養轉向到放牧飼養或有機畜牧,廢除母豬夾欄、廢除蛋雞格子籠飼養,降低肉雞飼養密度等。

另一方面,基於個人與社會的健康風險、環境成本,人類個體以「少吃肉」、拒絕購買或不吃集約飼養的畜產品,願意以較高的價錢購買以支持有機或是動物福利較佳的畜產品等等。當然,完全素食,或是只吃少許的蛋與乳製品也是一個選擇。

回頭再看所謂「社會資源」的問題。俗話說,有錢不是萬能,沒錢萬萬不能。「有錢不是萬能」這句話,正好說明社會資源--尤其是用於推廣「利他或公益」社會行動的資源,絕非「金錢」一項。

一般而言,即使是「私部門」,金錢也不是一切。更何況是「公部門」,以及公、私部門之外的「第三部門」。也就是說, 一般的「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廣義而言,包括學校教育、學術研究在內──所涵蓋的社會行為或社會活動, 除了金錢之外,所需要的社會資源還有政府公部門的支持,社會對各項專業的尊重,民眾對各種議題的認識、認同與參與,媒體和大小眾傳播媒體對議題的瞭解與興趣,甚至私部門的回應和與時俱進的調整, 等等。

以上述農場動物與人類個體和環境集體利益之間的衝突為例,促進農業政策、食品政策、飲食文化改革的社會資源,包括政府願意投入經費研究,學術研究者願意從不同的價值觀探討「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媒體願意「偶而」走在主流價值觀的前面,深入追蹤報導肉食文化和「集約飼養 」的種種社會與環境成本等等。 最後則是產業經 營,以及從業人員也願意從衝突與對話中,因應社會新思潮,調整自己的經營理念和生存策略等等。

因此,在看待社會資源這個命題的理論與實際時,從運動工作者的角度,我認為社會改革的推動者或是團體,應時常檢視自己是否已經走入「經費與會員累積主義」或是「形式擴張主義」的泥淖。

相對於經費與會員的積累與形式擴張,社會議題的提倡者著重的應該是影響力的累積,以及「和不同意識型態或價值觀對話空間」的擴張。

經費與會員的累積靠的不是價值觀的對話,而是支持者的信仰與擁護,形式的擴張讓自我的軀體增胖,增加的可能只是影子,卻往往在通道上障礙了其他行者。換句話說, 將社會資源的充份與否窄化為「金錢」 ( 或會員人數 ) 的多寡,等於陷社會改革的行動於一個個同心圓的思維模式。後者 固然可以讓少數的人,少數的團體得利 ; 但長期、整體而言, 不僅無助於弱勢議題的推動 ,反而會因為改革形象遭到扭曲,議題對話的空間受到抑制,而限縮或推遲了更多(廣義)「社會資源」的開拓。

一個國家的文化或是社會氛圍,對於弱勢議題能否取得社會資源也很有影響。譬如說,在一個集體主義、權力關係落差相對較大、成員對於不確定性的恐慌相對較大、相對父權的社會,比在一個個人主義、權力關係落差相對較小、成員對於不確定性(新觀念、新思維)接受度較高、女性相對平權的社會,後者取得社會資源的可能性要比前者高。

另外,根據英國哲學家 John Stuart Mill 所提,任何具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都會經歷過三個階段:被嘲諷、被討論,以及被接受。許多學者也指出,社會運動至少包括了以下三個階段:

1. 被喚醒或是建立認知的階段
2. 立法或是執法的階段
3. 體制化的教育與隔代傳承的階段

因此,不難理解一個弱勢議題(例如動物保護或是環境保育),處於在被社會嘲諷或是社會仍在被喚醒或是建立認知的階段,比在已被社會接受或是已進入體制內的教育體系,且有隔代傳承效果的階段,前者取得社會資源遠比後者困難。

「泥多菩薩大 」,但大而不當的泥菩薩往往不是社會進步的前行者。 如果 社會資源的充份與否被窄化為「金錢」 ( 或會員人數 ) 的多寡,那些相對更為弱勢議題的重要性或應該被重視的程度,反而會因此受到擠壓。以動物保護議題為例 ,在動物福利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或地區,動物保護團體取得社會資源的可能性相對較高。但即使是在動物福利水平較高的國家,同伴動物或是野生動物議題所能獲得的社會資源,也往往比諸如農場動物或是實驗動物的議題來得多。但後者 的重要性或應該被重視的程度,並不會比前者低。

歷史的看,社會資源絕不會是弱勢議題成為社會主流價值的「因」,而是弱勢議題成為社會主流價值之後的「果」。 對於台灣關心動物保護或是動物權益的團體或人士而言, 動物或是環境議題能否從「被嘲諷」、「被喚醒或是建立認知」的階段,進入立法、執法或是「體制化教育」階段的關鍵,應該不是「社會資源」的多或少。反而,比較有可能,而且應該被注意的,是社會資源的取得或是運用,是否成為議題停滯或是被扭曲的幕後黑手(或是助手)!

謹以此文與動物園雜誌的讀者分享!

作者:朱增宏(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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