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暴力與保育民粹

現今野生動物保育法已有尊重原住民祭典開放狩獵的條款，而這次引發爭議的「丹大試辦狩獵事件」卻是主管機關和學者另闢蹊徑，且遠期目標正是12月28日貴報所刊登－－娃力思．雅蒙所撰文中反對的「娛樂性狩獵」！該文作者一方面承認狩獵文化已淪為「商業」，另一方面又推崇說其精神不死、體現人與自然和社會關係，因此不能有任何限制，更不能禁止、必須恢復「傳統領域」和開放狩獵，才是「遲來的正義」云云。

其實個人認為這次爭議的最大關鍵是－－「淪落的」商業性狩獵無法禁絕，卻用原住民文化權及生態主義論述，企圖引進娛樂性狩獵。

其實原住民狩獵議題涉及環境權、動物權與人權三種意識形態的社會關懷，爭議本身也常因意識形態的對抗、以及公共政策和學術倫理欠缺健康的討論文化而顯得無法對焦。

環境權的主張並非「鐵板一塊」，相較於強調萬物皆有其「內在價值」的深層生態學、自然主義，我們的保育機關、保育官員，甚至學術圈，在思考保育問題時，卻都比較傾向「為人所用的價值」以及「管理主義」。對於先進的保育觀念：慎始原則（Precautionary principle）、動物福利科學等，不是麻木不覺，就是往往將之套上「道德」的框架，認為不夠專業而嗤之以鼻！

人權觀點對抗動物權的兩面盾牌是文化權或生存權。而所謂的「狩獵倫理」，則是因應環境倫理：強調「合理利用有益於野生動物族群的永續」。

不過，人權與動物權雖因關懷的對象而有衝突，在思考邏輯上，卻並非沒有對話的空間。相較於環境權是集體主義的展現——例如強調「覆巢之下無完卵」；動物權（包括動物福利主義）和人權則是個體主義的維護——反對以集體的利益為由犧牲個體。差別只在於，願不願意將關懷的（生命）圈子擴大，以及擴大到什麼程度。

進一步而言，動物權與人權有三個「反壓迫」的共同語言：一、不能因為要促進善，而為惡。二、集體權益的獲得不確定，但個體的犧牲卻是確定的。三、權益被犧牲的個體，正好不會是因為有個體被犧牲而得利的生命。

回頭來看「丹大試辦狩獵事件」，就林務局的本位立場而言，應該解決的是盜獵與山產店的市場機制如何破解，並將「族群量並未明顯減少」以及「生物資源平衡點」的研究公布，接受檢驗。身為保育主管機關，明知「開放狩獵」會引發爭議，就應該在「試驗之前」就「邀請民間團體、在地住民與相關單位，全面進行檢討」，而不是遭致抨擊之後才故做姿態說要開放討論！

而主管原住民權益的機關「原民會」或是原運人士，在面對同樣是弱勢、邊緣的「動物權」價值觀時，（基於前述三個共同的「反壓迫」觀點）應該不是一昧的強調「文化權」、「生存權」，而是積極尋求對動物個體傷害最低的文化發展，以及具有替代性的經濟誘因－－例如，與保育主管機關共同推動「以眼睛或鏡頭來觀賞動物」的觀光（甚至是運動）的價值，創造新的原住民（保育）文化。

在這個議題上，我們看到的是當前台灣政府（和學術界）的普遍「亂」象：該守本位的時候，逾越本位；該拋棄本位的時候，卻抵死堅持自我。於是學術研究成了一種「保育暴力」，狩獵倫理成為「保育民粹」，而爭取原住民權益的力量，也難免被質疑是一種「原住民政治正確」、破壞台灣脆弱生態的幫兇！

●作者：陳玉敏（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辦公室主任）；本文於2005/01/03刊載於蘋果日報論壇